鄭作新中國鳥類學家

鄭作新中國鳥類學家

 

福建福州人，中國鳥類學家、鳥類地理學家，中國現代鳥類學、中國動物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。

 

生平

鄭作新（1906 ～1998年）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一個小知識分子的家庭。鄭作新五歲喪母，他和妹妹二人由祖母扶養。雖然家境貧寒，但鄭作新從小勤奮好學，在上小學時跳級兩次。鄭作新從小熱愛自然，愛好收藏動植物標本。15歲時通過福建協和大學的入學考試，成為該校年紀最小的學生。

 

18歲那年，他提前半年學完了大學課程，在叔父的資助下赴美考入密西根大學研究院生物系，專攻動物學。開始時鄭作新的生活與學習費用主要靠半工半讀維持，一年後在該校任助教才基本解決經濟問題。在研究院期間，他的專業是動物發育學（當時叫胚胎學），屬於當時的尖端學科。1927年獲得碩士學位後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，研究林蛙生殖細胞的發育過程，他的博士論文被發表在當時高水平的德國學術刊物上。1930年鄭作新獲科學博士學位，畢業時生物系授予他SigmaXi金鑰匙獎，時年23歲。

 

 

畢業後鄭作新謝絕了美國研究所的聘用，回到福建協和大學，被聘為動物學教授兼系主任。由於協和大學是一所美國教會辦的學校，當時教材和授課均用英語，甚至連實驗的標本、試劑等也都靠進口。鄭作新主持教學工作後，提倡中文授課和中文教材，他率先用中文編寫了《大學動物學實驗教程》，該書成為中國第一本中文版生物學的大學用書。以後又編寫了《脊椎動物分類學綱要》和《普通生物學》等書。這些教材當時被很多大學生物系所採用。其中《普通生物學》一書到20世紀70年代時已在台灣出版了第七版，可見影響之深遠。

 

在任教期間，由於鄭作新的不斷努力，當時一片空白的中國鳥類學研究，終於開展起來了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，學校被迫遷到閩北山城邵武。邵武地處武夷山，鳥類資源豐富，鄭作新作為第一批來此考察的中國學者，經3年的調查研究，在1941年寫成了《三年來邵武野外鳥類觀察報告》。這是國內第一篇有關鳥類種類及生態實地考察的報導，文中不但列出鳥種和數量，而且提到居留時間和頻數，這在當時受到了科學界的高度重視。

 

 

1945年4月至1946年9月，鄭作新被美國國務院文化司聘為客座教授，赴美講學訪問。在此期間，他到美國各地的博物館查看了來自中國的鳥類標本，特別是模式標本，還搜集了大量有關中國鳥類的外文文獻資料。

 

 

回國後，繼續在協和大學任教，並對中國鳥類進行全面的考察整理。1947年，鄭作新因對學生表示同情，又未能阻止學生參加全市的示威遊行，受到省政府的指責與處分。他已無法從事學術研究工作，就憤然辭職，到南京國立編譯館任編纂，主持自然科學名詞的審訂工作，兼任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，在此期間他仍堅持進行鳥類研究。

 

1948年，國內政局發生變化，鄭作新沒有前往台灣島而是留在了大陸，因為這裡是他事業的根基。

 

 

1950年鄭作新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（中科院動物所的前身）擔任委員兼秘書，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機構籌建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。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，擔任過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。文革期間，被認定為「反動學術權威」而遭受迫害。

 

 

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。1998年在北京逝世。

 

 

學術貢獻

1947年他撰寫的《中國鳥類名錄》發表，這是中國學者首次自行研究撰編的全國性鳥類名錄。這部名錄列出中國鳥類1087種、912亞種，合計1999種和亞種，對N.G.Gee等1931年撰寫的中國鳥類1031種和亞種數做出了不少補充和修訂。這部名錄標誌著中國鳥類學研究已達到新的水平，為以後鳥類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基礎。

 

 

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，鄭作新經常參加或主持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國內各地鳥類的考察，中國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。他和他的助手克服各種困難，收集了成千上萬個標本，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創建了中國規模最大的鳥類標本庫（約有6萬號標本）。幾十年來，鄭作新撰寫了18部研究專著、130餘篇論文、30多冊專業書籍、250多篇科學普及作品，共約1000萬字，他的很多著作被譯成英文、德文、俄文在國外出版，在國際上享有盛譽。

 

其中鄭作新用英文編寫的A 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(《中國鳥類區系綱要》)一書，是對中國一個綱的動物（鳥綱）進行分類、分布、繁殖、生態等做了全面而有系統的綜合總結，提供了有關中國鳥類的完整資料。為此，美國國家野生動物協會（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）評選鄭作新為1988年度國際自然保護特殊成就獎的獲得者，這是此獎第一次頒發給一位中國的學者。

 

 

在鳥類亞種的分類工作上，1949年以來，鄭作新獨自發現及與助手合作發現了16個新亞種。其中鄭作新等所發現的「峨眉白鷴」最有轟動性（參見白鷴）。鄭作新通過對亞種分化的分析，還提出親緣種在亞種分化上有平行趨向，因而可能對它們的亞種分化進行預測。在鳥類中的大陸亞種與附近島嶼上的亞種相較，後者翅膀常較前者為短，他認為以此可得知島嶼上的亞種是有定向分化的意義。

 

 

在中國動物地理區劃上，鄭作新提出以秦嶺為分界的觀點，即秦嶺以南為東洋界，秦嶺以北為古北界。他的這種劃分不僅在鳥、獸等陸生動物區劃中有充分的根據，而且與土壤、植被、氣候等的區劃相一致。他又首創把兩個界進一步劃分為7個一級區和19個二級區，這已為國內外學者所認同和使用。

 

 

1952年至1955年，他從鳥類食性分析，研究鳥類益害問題。當時麻雀被列為「四害」之一，許多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滅雀運動，動物學界也對是否消滅麻雀是有不同看法的。鄭作新通過研究麻雀的食性寫出了多份報考，闡述麻雀的益與害，提出「對麻雀要依不同季節和地區，加以區別對待」的建議，終於使麻雀免除了滅頂之災。